梅蘭竹菊與君會

梅、蘭、竹、菊等植物,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擬人化的人文內在意義,表現文人極為重視的精神淨化和儒家強調的道德論,並以此做為文人修身、養性、明志的象徵符號。它們也顯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,肯定積極鬥爭、百折不撓、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,並觸及和揭示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社會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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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3月20日 星期五

慈濟應學印光大師智慧與德能


慈濟從早期開始即以鼓勵慈濟人「為善競爭」,例如「人人有事做、事事有人做,盡量挖掘人才」、「運動場是圓的,人無分前後」、「自認為是對的,就要去做」、「現在有在做的才算資深,沒在做的,就不算資深」等等不勝枚舉;在稱謂上,也把推薦慈濟人而受尊重的「雞母」(稱呼了二十多年),認為不雅,因此,不論年資深淺,一律改稱為「資深」;這一來,不分青紅皂白,只要有推薦過培訓授證者,則便是「資深」。因而,致使因故或較少沒法出勤活動的慈濟人,就被冠「無心」的標誌,過去事蹟經驗智慧,常不被接受,甚致乏善可陳,常被新人調侃說──“時代不同,不要活在過去”;緣生緣滅,「船過水無痕」煙消雲散。新人表現良好,可以承擔一面的,也不用飲水思源,不用俗說「吃水果拜樹頭」(其實資深者無此念頭,只要給點尊重安慰而已吧)。依此,人人好似「石頭坑蹦出來」一樣,沒有倫理,沒有傳統(承),再空談什麼「感恩、尊重、愛」?慈濟人的確用心去愛灑別人,老一輩師兄姊(包括自家人)都被忽視了,可以不用去關懷,致令他們成了「宅男女」、「自了漢」,還教大家要無怨無悔呢!?準此,雖然可以印證無常苦空,「一生無量、無量歸一」,世間「一無所有」的道理,好修行。即便在「有」這一方面,實已拱出龐大狀觀「浩蕩長」的慈濟世界,不斷鑄造新血等等策略,崛起現代「新興宗教」與眾不同的團體,令人刮目相看盛行其道之際,但反觀如是作風──昨日種種譬如今日死,請問如何教導人們書寫「明日的記憶」?

縱觀印光大師之文鈔,從中可知,印光大師的佛學思想裡,世間的儒學占據一大部分,大師認為儒學是為人之道,類似佛學之入大乘, 結合二者相互融通,是可攝受接引無量眾生。大師常言:儒佛二教,合之則雙美,離之則兩傷。以世無一人不在倫常之內,亦無一人能出心性之外。具此倫常心性,而以佛之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,為克己復禮、閑邪存誠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之助。由是父子兄弟等,相率而盡倫盡性,以去其幻妄之煩惑,以復其本具之佛性。由此可見印光大師弘法利生之特有的智慧與德能。祖師大德猶言在耳,慈濟如何「續佛慧命」,而非致力如此無辜狂熱奔馳的眾生慧命身上,一個個步入滾滾紅塵,不能自拔,後悔莫及!?

2008年10月29日 星期三

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的重現

西方的悲劇藝術最早誕生於古代希臘。希臘悲劇主要是命運悲劇和英雄悲劇,大都取材於希臘神話,基本內容多是個人意志和命運〈神的意志〉的對抗,其結局往往是主人公的毀滅。同時,它也顯示人生的價值和意義,肯定積極鬥爭、百折不撓、英勇獻身的崇高精神,觸及和揭示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社會問題。

如果,以時下最有成就的慈善事業機構的義舉,來下定義的話,便會發現有同樣的理論基礎:悲劇是有一定的行動摹仿,它的媒介是語言,摹仿方式是藉人物的動作來表達,藉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。亞里斯多德的定義所規定的性質、表現方式和教育作用,是悲劇理論的核心和總綱,它活生生的呈現在佛教的團體裡面,不管它有或多、或少遭受批評,仍然在當下的價值觀,是無可比擬的。並可各顧山頭、自豪的著稱“佛教”的代表。因為,結合了數百萬的信徒與民間力量,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所謂“悲劇”的“悲”一字,以現代的解讀應說為“慈悲”才是。人生本來就是一齣戲,毋須要演,我們姑且把它稱為“人生的悲劇“。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戲,而戲中的主人翁就是自己。從宗教上來看,宗教不須刻意去演,也可以從現代人們的狂熱宗教依托與偶像主義的崇拜,宗教信仰的自由,得到許多的劇本。更不須佈局的設計,很自然的獲得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:情節、性格、言詞、思想、形象和歌曲。這些是否出自於真誠懺悔心或出自於流行矯飾隱情?可以不管,是因悲劇的心理效果,而達到倫理的教育的要求與目的,進而促使自己知過改善,是值得令人讚嘆的。不管是真、是假,在人們眼中是感動的。至少,能在大眾面前毫不諱言、率真直言、坦誠相告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佛說無量劫習氣,不容易改,這還是對自己重大的考驗──毅力和勇氣。基本上,仍有人監督的;這由於人們的妒忌、好勝使然的天性,另一方面卻成為我們的“逆增上緣”。

亞里斯多德認為,悲劇“應摹仿足以引起恐懼和憐憫之情的事件”這樣才能產生悲劇應有的心理效果。在人生舞台的佈局,有三種人都不能引起憐憫與恐懼之情:一是,好人由順境轉入逆境──使人厭惡;二是,壞人由逆境轉入順境──不能打動慈善之心;三是,極惡的人由順境轉入逆境──罪有應得。“憐憫”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。“恐懼”是由這個這樣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。因此,他主張理想的悲劇人物,應當是介乎好人與壞人之間的人──即犯過失的人。

亞里斯多德有名的“悲劇主角過失說”,指出“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,也不十分公正,而他之所以陷於惡運,不是由於他為非作惡,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,這種人名聲顯赫,生活幸福,出身於大富大貴的家庭的著名人物。”這種人不為非作惡,卻遭受不應有的厄運,所以當它們由順境轉入逆境就會引起我們憐憫;這種人“與我們相似”,我們怕同他一樣遭受厄運,所以又產生恐懼。

這種悲劇主人公為上層貴族階級的著名人物,反映古希臘悲劇的實際,表現了階級和歷史的局限。亞里斯多德用過失說代替傳統的命運說,但他只限於從悲劇人物方面去尋求悲劇的成因,沒能揭示出產生悲劇的社會原因,更不可能揭示悲劇的社會本質。

後現代所謂“不小心犯錯的男人”除了出自個人的習性之外,社會腐敗的風氣影響頗大。這種不善不惡的人和一般好人(善)、壞人(惡)成為一個大染缸。時代變遷,達官顯要、賈商市儈以及市井小民,無不物慾橫流、追逐功利。也足以反映現代悲劇的社會成因,而社會悲劇的本質問題,由於亂象流竄善惡難分,呈現混淆不清、似是而非的理論充斥於各階層,尤以宗教界也受波及,人們僅由外在有形價值觀的成就,來作為依附的條件。龍蛇雜處,個個都是悲劇的主人翁,以此悲劇,雖不具足引人憐憫,但這種自甘墮落的情節與個性,足以引人恐懼畏怖,以達到倫理的教育目的。

亞里斯多德“藉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情感得到淨化”,這是有名的悲劇效果的淨化說。到底淨化什麼情感?淨化與教育有什麼關係呢?自16世紀以來西方有過許多不同的注視和爭論。例如淨化作倫理的解釋、有的作醫學的解釋、有的作宗教的解釋。今天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沒一致的看法。我國著名研究家羅念先生主張陶冶說。朱光潛先生主張宣泄說,認為:“‘淨化’的要義在於通過音樂或其他的藝術,使某種過分強烈的情緒因宣泄而達到平靜,因此恢復和保住心理的健康。”主要是亞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學》中涉及淨化問題的一段話:教育、淨化、精神享受,也就是緊張勞動後的安靜和休息。

後現代有些人受宗教狂熱支配時,一聽到宗教的樂調,就將迷狂的狀態安靜下來,心靈彷彿受到一種治療的淨化。某些人特別容易受到某種情緒的影響,他們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樂的激動,得到淨化。主要是指藝術經由審美欣賞給人一種“無害的快感”,從而達到倫理的教育的目的。它並能使情感淨化,陶冶性情,有益於人的心理建康;使人在這種充滿快感的審美欣賞中,在受感動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提高道德水準,從而為社會培養具有一定道德品質的人。這也正是悲劇崇高的目的和作用。

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的根本缺陷,在於不瞭解悲劇是社會矛盾的反映,對決定人物情節與性格的環境毫無觸及和把握,因而未能深揭示悲劇的本質和社會作用。我們嚴肅地以淨化作“宗教說”來解釋與教育的關係,是非常恰當的。唯今社會亂象的矛盾,根本淨化之道,是在於個體心靈的淨化。絕不能歸咎於社會。真理告訴我們:依報隨著正報轉。依報是環境,正報是人心。宇宙生相與人心息息相關,人斷層,環境也斷層,因果不爽。